周恩来“戒慎恐惧”思想的探析

“戒慎恐惧”是贯穿于周恩来的漫长政务生涯中的一个意识中心，它支配着周恩来始终保持审慎务实的精神，是周恩来人格魅力中极为闪光之处。同时，周恩来对领导者要戒慎恐惧及其相关的问题，作了大量的阐述，对于当前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一

“戒慎恐惧”，语出于《礼记·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朱熹对此作了阐发和引伸：“所不闻，所不见，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乐未发时。凡万事皆未萌芽，自家先凭地戒慎恐惧，常要提起此心，常在这里，便是防于未然。”朱熹说的意思是，戒慎恐惧是对一个人喜怒哀乐情感及思想未发作时的一种警觉，是防患于未然的意思。

戒慎恐惧与谨慎相联系，包含有小心、慎重，不轻率等含义。古人讲谨慎，主要指谨言和谨行，强调言语的恰当，行为的正确，做到言行的恰到好处与合乎情理的统一。因为，理性是人的本质之一，人在言行之前充分考虑言行的前因后果，就会减少失误和挫折。如果不深思熟虑，不计较后果，而是信口开河，轻举妄动，就会言所不当言，行所不当行，不但会常犯错误，甚至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追悔莫及。但是，谨慎过头可能导致懦弱，造成言行的谨小慎微，事事缩手缩脚，畏首畏尾，这显然束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不可取的。恐惧也有两重性，它既有调节人的不良行为，使之遵循道德规范，作为人内心的精神法庭和理性之舵的重要作用；又有可能导致惊慌失措，丧失自我控制能力，造成行为胆怯的消极一面。大概古代哲人也看到了谨慎和恐惧的这些特点以及戒慎恐惧容易使人产生歧见和误解，所以提请人们注意：“也不须得将‘戒慎恐惧’说得太重，也不是凭地惊恐。只是常常提撕，认得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见他说得此四个字重，便作临时惊恐看了。”可见，古人讲戒慎恐惧，是主体对道德的一种高度自觉。是主体时时处处按道德准则办事。言行上省察克制，不放纵自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处世接物，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严谨的作风。戒慎恐惧不等于懦弱和胆怯。戒慎恐惧着眼于行为的合理性，对合理的行为敢说敢为；懦弱和胆怯丧失言行的合理性，是对合理行为的回避和逃逸。不少先哲既提倡谨慎，又主张果敢；既反对冒失，又反对懦弱胆怯，这是应当肯定的，至今仍不失其重要价值。

二

“戒慎恐惧”这一传统道德命题，对周恩来产生极深刻的影响。但是，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政务生涯中，对戒慎恐惧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把握，并且充分开掘和发挥了戒慎恐惧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戒慎恐惧思想。

(一)戒慎恐惧主要是领导者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

戒慎恐惧，古人看重的是个人主体高度的道德自觉以及自省、自察和自我约束。在周恩来看来，戒慎恐惧不仅仅是主体的道德自律，而主要还在于它是领导者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领导者在工作实践过程中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理准备。1943年，周恩来在中共南方局所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报告中谈到“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就是从这一角度提出来的。以后，他多次谈到“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我们要有临事而惧的精神”等等，都是强调领导者在工作实践中要保持一种戒慎恐惧的精神状态，使自己能以更清醒和理智的状态面对和处理各种复杂纷繁的问题。这样，戒慎恐惧这一富有道德色彩的命题，被赋予了浓烈的方法论涵义和方法论意义。领导者在处理政务要事、确定重大决策时，必须瞻前顾后，慎思慎行，“做到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决不能凭主观想象和一时冲动就轻率地盲目行动。有的领导者自以为是，盲目莽撞，不经过深思熟虑就轻举妄动，结果是做了糊涂事，当了糊涂“官”。

戒慎恐惧，还要求领导者要善于了解和掌握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要月晕知雨，础润知风。”做到见微知著，审时度势，始终掌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周恩来自己正是善于从事物变化处于萌芽和苗头状态时，就适时调整自己的思想、行为和决策，从而使自己的领导处于一种高屋建瓴和游刃有余的佳境。

领导者的戒慎恐惧，不仅在于它是一种事前的审慎和对问题观察、思考的周密细致，而且还体现在它对于整个工作过程中的严谨慎密。周恩来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时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政务活动中，都始终保持着一丝不苟、严谨慎密的工作作风。他对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作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事实上可以作为他的一生颇具特色的工作风格的概括。

强调领导者的戒慎恐惧，是否会导致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勇气不足呢？周恩来对此明确回答：戒慎恐惧“不是后退，不是泄气。”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在审改中央批发的一个报告的批示中，针对如何面对困难时又提醒人们：“充分地估计困难，有准备地应付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都认真对待，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在最大的困难面前也能够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尽最大努力，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去克服困难，这是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这既是周恩来对戒慎恐惧所作的正确阐明，也是他一生不避艰险，顽强进取的真实体现。

(二)戒慎恐惧植根于领导者对党和人民享业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之中

邓颖超同志在周恩来逝世后同周恩来身边人员和亲属的谈话时说：周恩来“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的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确实，在周恩来看来，领导者的职位越高，越是面临重大问题，肩负的责任越重，就越要勇于对自己的行为和后果负责，越要戒慎恐惧。对于“解决几亿人民的温饱”，使人民富裕起来的经济建设问题，周恩来总是抱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的心情。在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林业和水利事业，他一再告诫“再不能慷慨地破坏自然，对此要慎重，林区开荒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通。”“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也要说你。”因此，“要抱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中国进入联合国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责任加重了。中国有句老话‘临事而惧’。我们为国内工作需要花很多力量，参加国际活动还没有准备得很好。”“二十多年，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是事实，但同时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周恩来在长期的政务生涯中始终戒慎恐惧地工作，保持一种审慎务实的精神，是由于这种精神是深深植根于他对“民生温厚，衣食丰足”的切实关注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之中。

这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又来自于主体对自身角色地位的正确认定。周恩来在指出“要戒慎恐惧地工作”时，就指明“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领导者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领导者既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贯彻者，又是各项方针政策的实际指导者和组织者。如果他们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缺乏对自身角色的正确定位，就有可能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偏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把下属和本行业、本部门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引到错误方向，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害。

领导者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优秀群体，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领导者的思想品行体现着时代特征和未来发展方向，反映着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也直接关系着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因此，领导者自走上领导岗位那天起，就要把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置于首位，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为生命，戒慎恐惧地工作，对职业岗位抱有一种敬畏之心，由敬业到畏业，勤政、廉政、慎政，为社会树立起良好的职业风范。

领导者的职业活动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和企业，因此他的职业活动总是与一定的政治权力相联系，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代理人。从领导者是权力的象征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但是，权力是与责任相统一的，人民把权力赋予领导者，也把希望和重托寄予他们身上。所以，“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慎待，慎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切实把行使权力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和责任。领导者要始终视民如天，像周恩来那样，人民的任何一点痛苦都会引起他的切实关注，任何一点对人民要求的漠视，他都认为是对人民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对维护人民利益上的任何一点粗疏，他都不能容忍。

(三)戒慎恐惧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如果说，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有高度政治责任感，是支撑周恩来戒慎恐惧的政治信念和道德自觉的心中支柱，那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则是支配周恩来戒慎恐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基础。

周恩来总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严格地合乎于实际，并以此为准则来审慎地检查自己的言行与工作。周恩来认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他认为应当肯定“群众在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但有时也会被大浪压下去。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就是要对调查得来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思考和加工制作，从中找出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来。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党风不纯，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周恩来分析指出：原因之一是一些领导好大喜功，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规律，向下乱压任务，给人乱扣帽子，结果是一些人“准备两本帐”，“看领导颜色说话”。因此，“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周恩来还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领导者尤其要在各种各样的热现象中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审慎地对待和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当我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后，有人提出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讲提早实现工业化应慎重，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并提醒“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11针对当时“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所带来的困难和问题，周恩来冷静地指出：“要把虚气鼓掉，鼓气必须跟落实同时并进。干劲必须落实，才是脚踏实地的干劲”12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使周恩来能在复杂纷繁的政务要事中处于冷静和审慎的精神状态，反过来，这种精神状态又促进和巩固了他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二者交互作用，使周恩来几十年一以贯之地保持着审慎务实的精神。

(四)戒慎恐惧中贯穿着辩证思维的方法

由于周恩来总是依据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来审慎地观察和处理问题，因此，无论是在他的言论中，还是在他的领导实践中，处处闪烁着辩证思维的光辉。他在谈到领导艺术时指出：“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13这一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配着他去观察，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对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问题，周恩来多次指出“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14周恩来在这里主要是针对当时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现象，提请人们要反对急躁冒进这一主要倾向。但他在强调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同时，并不否定和忽视有可能发生的另一种倾向，这是在坚持两点论基础上强调重点论。针对当时我国存在着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谈变革生产关系的倾向，周恩来在修改中央的一份报告稿的补充意见中指出：应“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见补写进去。”15这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变革的重要观点，是周恩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对现实作了理智的审视和辩证的思考后提出的切中时弊的观点，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是力求做到“高度的原则性和最大的忍耐性”相统一。对群众“要有最大的耐心，”但“忍耐不等于容忍，容忍错误不行”。16这种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和刚柔相济，外圆内方的人格品性，使周恩来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国家和民族的大业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周恩来没有写过专门的辩证法著作，但是，在他的精神遗产中，却有着他在长期革命实践和政务生涯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丰富辩证法思想。其中，他谈得最多的，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结合。而这些思想又同戒慎恐惧思想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这大概是周恩来思想和实践的一大特色。

三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周恩来始终保持戒慎恐惧的精神状态，以至于达到一种高度自觉的道德境界呢？笔者认为，除了前面论及的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外，下述几个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

周恩来信奉的是“人总是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的哲理。因此，他要求领导者始终保持一种“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好，不能满意”的心理状态。周恩来要求年轻人“一定要非常谦虚，不要骄傲，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事情还做得很少”。即使是一个为党工作多年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也还是需要寻找和发现自己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仍然要“兢兢业业，力戒少犯错误。”周恩来对自己所作出的贡献总是感到不足，他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从人生观的高度说过：“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岁月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同志的工作都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我的‘养身之道’吧”产。17以承担起先烈未竟的事业而时时激励自己加倍工作，并把它看作是“养身之道”，这是多么崇高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这或许正是周恩来为党和人民事业操劳一生、审慎工作，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重要精神支柱。

总觉得自己有所欠缺，保持一种健康的进取状态，对于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和道德素质的提高，对于做好领导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看到自身的欠缺和不足，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保持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和紧迫感，是推动个人不断成长和进步的一个动力。其次，看到自身的不足，也是对个人潜能的一种正确认知。看到不足和差距，自觉到自己还有潜在的能力可以发掘，以此激励自己，从而用更高的标准，更新的要求，把工作做得更好。再次，看到自身的欠缺和不足，使自己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和审慎的工作态度，做到言不妄发，事不轻举，行为有度，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勇于纠正过错。最后，这种健康的精神状态，是建立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基础上的，因而它也就成为推动个人为献身于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而不断进取的动力。

(二)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

周恩来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一切都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什么都做不成。”因此，领导者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正自身同党和人民的位置。周恩来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18领导者是在群众实践中涌现出来而成为群众实践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的。但是，领导者必须明确：

一是领导者的“力量源泉是人民”，是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一个领导者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高高在上，自命不凡，就会在顺境中头脑发热，随心所欲，以至干出违背客观规律，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事来。而当处于逆境和挫折时，又会怨天尤人，灰心泄气，以至于裹足不前，无所作为。他们不知道，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只有经常接近广大群众，才能增强自己的勇气”。周恩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

二是领导者的工作“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19周恩来早在四十年代制定的修养要则中，就规定自己“不与群众隔离，过集体生活”。在周恩来看来，“一个人孤陋寡闻，不进则退，怎能有科学性？因此，“要让大家说话，要不断同大家商量”。周恩来以谦虚谨慎，严于律己著称于世，是与他正确地认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摆正自身与集体，个人与组织的位置密切相关。

三是“领导的地位并不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吸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20只有置身于群众之中，虚心拜群众为师，真心实意地求教、问计于人民群众，领导的才能和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正是由于周恩来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取百家之长于一身，才使他的人格品行和领导艺术具有恒久的魁力。

(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

戒慎恐惧，还要求领导者必须时刻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树立起清醒的自我戒备意识。周恩来认为，人都需要自我改造，不进则退，没有停止。人生有限，改造无限。他把自觉改造看作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自我改造，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领导者的自我改造。领导者担负着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的重任。在周恩来看来，一个不能进行自我批评，不能严于解剖自己的人，是没有资格担此重任的。“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21

周恩来认为，领导者的自我改造，关键在于自觉。“自我改造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自觉地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解剖，经常性地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反思、总结和评价，并按照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要求，不断对自身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这种建立在高度理性自觉基础上的思想改造，是主体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周恩来正是这样善于把自己作为客体，时时无情解剖自己，从而不断地完善自身。

“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22周恩来对自身的思想改造是极其严格和高标准的，不仅将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勇于袒露于众，诚恳接受别人的帮助；而且对于别人犯了错误，他也要主动站出来进行检查，“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23

提倡自我反省，并不排斥个人自觉地接受别人的批评帮助。“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不容易改掉的，要靠众人帮助。”“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周恩来把这种批评帮助喻之为“经常洗澡”。一个领导者能自觉地听取别人的批评帮助，“经常洗澡”，不仅有利于自身的进步和党的事业，而且还是一个人成熟的自信心的体现。一个心理上脆弱的人，是不愿意也经不起别人的批评的。

周恩来还把敢于听取不同意见，作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问题多次加以强调：“必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辨别是非，从青年的时候起，就培养这样的思考力。”要“养成这种听取不同意见的习惯。”他认为只有“在我们的工作中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周恩来坚信真理越辩越清楚，反对以一贯正确自居。“我说的话就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这是独断。”“为了寻求真理，就要争辩，就不能独断。”24周恩来这种共产党人的坦诚胸怀和对真理的孜孜以求，同他在工作中始终保持审慎务实的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铸就了他那伟大的人格形象，成为后人永远仰慕和学习的楷模。

(四)关键是要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周恩来认为，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一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求我们，要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根本立场和根本观点出发，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则，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毕生追求，把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人生的乐趣和幸福。要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必然要求有坚定而崇高的信仰和理想，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而在“精神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25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他对自己在物质方面的苛求，在一些人的眼里近乎不合情理，但在周恩来自己看来却是极为自然的，因为他胸中装着党和人民的利益，装着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周恩来是一个真正的无私利的人。一方面，他的整个生命活动都溶化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在他的内心深处，人民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人民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因此，当党和人民需要他作出牺牲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入虎穴”、“下地狱”。另一方面，他有一颗不断追求道德人格自我完善以达到最高境界之心。无论是在激烈的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中，还是在复杂纷繁的政务生涯中，他始终在坚定而崇高的信念支配下，时时警惕、及时排除各种有违理想信念的私心杂念，即使是在处境极为艰难的时刻，他也忍辱负重，坚韧不拔，戒慎恐惧，矢志不渝地去追求和逼近公而无私最高境界。李先念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撰文道：“林则徐有幅自勉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用在周恩来同志身上，虽不完全，但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特点。周恩来同志确实胸如海洋，容量极大。他坚持原则立场，则如千仞高山。而所以能如此，因为他胸中没有私心，只有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只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这一评价，反映了周恩来是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